《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总结

以存在主义为导向的心理治疗教科书，探讨了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对心理病理构成的影响，以及对应的心理治疗意见。倡导人需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终究孤独一人，必须行使自由构建自己的世界与意义。

1. 总述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兴起的哲学思潮，强调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先性，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并非生来就被预设了固定的意义或目的，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行动和体验，在自由与责任中不断塑造自我，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个人理解就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在大前提上接受了世界的无意义，但强调正是因为没有绝对的价值，那么人就相应地有了绝对的自由，可以积极地去构建自己的世界。

作者对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定义：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动力性治疗方法，其焦点在于根植于个体存在中的关怀（concerns）。

所谓动力性来自于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功能的动力性模型：在个体内部具有冲突性力量，无论是适应性的还是心理病理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这些冲突的产物，而且这些力量存在于意识到不同层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传统心理治疗流派的不同在于对冲突性力量来源问题的不同判定。

定义中的“关怀”就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所认定的冲突性力量来源。如果我们从日常世界中抽离，并对自身的存在进行深刻地反思，最终会认识到关于存在的一些既定事实，这些事实被称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个人认为翻译为终极虑题之类的更恰当更无歧义），个体与这些终极关怀的交锋形成了心理上的冲突性力量。而作者在本书中主要探讨四种终极关怀：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

这四种终极关怀构成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主体，组成其基本动力性结构：对终极关怀的觉察→焦虑→防御机制。人类的所有个体都处于存在主义困境当中，但某些个体无力防御或者防御不当，最终造成了心理病理的出现。

2. 死亡

对于死亡，作者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命题：

1. 生命与死亡相依存，死亡在生命表层之下持续骚动，并对经验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2. 死亡是焦虑的原始来源，因此也是心理病理的根本源头。

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最不证自明的道理，但对死亡的焦虑却深藏在人们建立的大量心理防御机制之下。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人通常活在“忘失”的生活状态中，倾向于逃避其对自身生命所负的全部责任，而直面死亡以及和死亡相关的紧急体验能够让人脱离忘失，进入到“念兹在兹”的状态，从而保持对自身存在的注意并承担起生命的责任。因此说肉体的死亡会毁灭人，而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人。

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终将化为虚无，对这种认识的恐惧如此巨大，以至于人将生命中大部分能量都用于潜藏死亡恐惧或者对死亡进行否认，这些否认机制导致了死亡焦虑通常不会以赤裸裸的形态表现在临床治疗上，而是以各种其他形态出现。而涉世未深的儿童尚未形成对于死亡焦虑的完整防御机制，因此非常适合作为研究人类如何与死亡进行搏斗的对象。通过列举大量有关儿童死亡观念的研究，作者总结了人类否认死亡的两种基本形式：

1. 独特性。人类从儿童时期到成人时期，一直存在认为自己有独特性的非理性观念。人固有一死，但我是例外。
2. 终极拯救者。渴望有一个全能的保护者（权威、神、伴侣、意识形态）能将自己从命运的偶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具有独特性信念的人在潜意识里相信普遍的法则不适用于我，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在理性层面上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他人没有任何不同。世界不会承认任何个体的特殊性，当死亡真的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选择进行某种形式上的否定来缓解潜在的认知失调，不肯面对疾病治疗、不愿相信自己死后世界依然照常运转、认为遭到了生命的背叛而实际上生命从来没有许诺过任何事情。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中的一些会极度坚持个体化，拼命追求财富、名声、权力或独特技艺，潜意识中希望这些非凡的特质能让自己成为“被命运选中的人”，追求一种象征性的不朽，从而豁免于普通人的结局；另一些则由于过度重视自身独特性而忽视了他人的权益，最终形成自恋型人格；还有一些为了减轻自己的恐惧和限制感，选择膨胀自己的控制欲，通过扩大自身能控制的事情来逃避焦虑。即便他们已经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成功，也仍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人要成为他自己的神，极端的独特就是极端的孤独，意味着无所依靠，没有相依相偎的安慰，很少有个体能够忍受如此无所遮挡的个体化孤独。当独特性的神话崩塌，人就会可能转向另一个否认机制：寻求一个终极拯救者。

具有终极拯救者信念的人相信存在一个全能的、高于我的力量，只要我与之联结、服从或取悦它，就能获得庇护，免于消亡与无助。这种信念贯穿人类整个历史，没有哪个早期文化认为人类是孤独地存在于这个冷漠世界之上的。人类以这种信念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出于对全能的力量、崇高的地位或是人格化目标的热忱，而选择放弃自由，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安全错觉中尽情享受。行使完全自由的权利就代表着要承担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只能将其归因于自己，拒绝承担生命的责任的人将终极拯救者当作人生的指南针，放弃选择的自由而将拯救者作为选择的标准，从而变相地规避了责任。然而这种信念比起独特性信念更容易破灭，也更限制个体的人生，让个体倾向于避免生命中的冒险与挑战。

大部分人会同时使用这两种信念来构建自己的防御机制。因为自己是独特的，所以全能的力量会拯救自己；或是因为有全能的力量在保护自己，所以自己是独特的。人在这两种信念之间摇摆，一方面渴望自由并增长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害怕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和缺乏保护，渴望融入一个更大的整体。

撕破两种基本防御机制，让个体觉察死亡可以使生命观发生巨大的改变。死亡作为一种边界处境，迫使个体面对自己存在于世的处境，并推动个体脱离对琐事的关心，实现一种更高的存在状态。死亡觉察通过以下机制来起作用：

1. 认识到生命无法拖延。个体不再把生活推迟到未来某个时刻，认识到人能真正生活的只有当下，如果他将在今天死去，那么对于明天的一切打算和诺言都将终结。
2. 盘点人生的福气。个体开始在意自己真正拥有的和能做的事，对数不尽的存在的馈赠保持欣赏和感恩之心。
3. 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将存在与认同的事物区分开来，即存在不等于拥有的事物（工作、名声、角色），所有除存在以外的东西都不是你，它们都会消失，但你仍将存在。

3. 自由

人要掌握自由就必须负担起相应的责任， 个体自由地构建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因此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只有自己，如果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世上万物都没有意义，宇宙中不存在规则、道德系统、价值、任何外在的参照物和宏大的计划。当人们觉察到自己如此重大的责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无根感，过去所坚信的信念体系就像地面突然消失一样崩塌，让个体感觉无所立足、无所依靠。

但我们对自由仍然准备不足，太多的东西要去承受，太多焦虑需要释放，人们找寻各种方法来把自己与自由隔离开。对于那些深入思考便会让自己意识到根本性的无根感的情景，例如做决定、孤独、自主的活动，个体唯恐避之不及，因此人们追求秩序、权威、宏大的图景等，即使是暴君，也比没有领袖来得好，个体会因为自由而感到不安，会要求设定限制。个体常见的逃避自由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强迫性：认定世界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影响自己的行为，从而建构一个没有自由体验的精神世界。
2. 责任的转换：将责任转换到他人身上，相信自己的处境和不快是外力造成的。
3. 否认责任：把自己看作是无端被卷入事件的受害者。
4. 拒绝责任：进入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失控状态，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常用于拒绝责任的一个理由是“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人必须谋生、对自己的孩子来说必须是父母、必须实现自身的道德义务、穷人没有退休的自由，诸如此类，这是对人类自由改变的根本性反驳，是受到环境决定论影响而产生的信念。绝对的环境决定论是过于极端的观点，如果我们是由环境控制的，那么又是谁在操控环境。为了使自由意志和环境影响相容，交互决定论被提出，其认为行为和环境有一种交互关系，行为能够影响环境，环境不是既定事实，而和行为一样有原因。行为主义者对此提出的质疑是无论人的认知差异有多大，当他们落入水中时的行为都会非常相似，溺水这一环境直接导向了这一行为。作者则认为不应该以行为来作为测量自由的标准，人类的生理反应是有限的，但人可以选择对处境的感受、态度，心理反应的范围是没有止境的。环境对人的限制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在这种处境中就毫无责任，我们对面对困境的态度有责任（所谓逆商），对是否会被痛苦、愤怒、沮丧所击倒负有责任，即使所有努力都失败，逆境无法克服，人也要为自己对逆境采取的态度负责，是懊恼地生活，还是超越逆境重建有意义的生活。

当病人对责任的觉察开始增强之后，通常会出现一种存在性内疚感，因为存在主义中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个观点减少了逃避内疚的渠道，也扩展了内疚的范围，个体不能再依赖于一些常见的借口，他会为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感到内疚，这种内疚的核心点在于对自己的违抗，自己没有尽己所能地去生活，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存在性内疚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通过这种内疚人能认出自己的潜力，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从而引导个体回归自我。

对责任的觉察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为了激发病人的行动，需要先激发其改变的意志与愿望。对于没有愿望的病人，即便你给了他自由，他只会疑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因此一个人要先了解自己的渴望才能为自己而行动。比较常见的愿望受阻的个体通常是怀疑或者抑制自己的愿望，因为未实现的愿望容易使人受伤、或者是希望永恒的照顾者能够读出自己愿望、再或者是害怕因为表达自己的愿望而被照顾者抛弃。通常疗法的共同核心都是促进人际关系从而促进人的愿望的能力。

一旦个体充分体验到愿望，就要开始面对决定和选择，这一节点受阻是因为做决定通常触及到个体的存在性根源。当个体做出决定时，总是意味着放弃其他的事，其象征着可能性的限制，而人的可能性越是受限，越是接近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失去可能性，这是对个体独特性信念的巨大挑战；而且决定使个体进入到对自身存在的觉察，使个体意识到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无依无靠的焦虑又挑战了终极拯救者的信念，令其陷入存在性的孤独中。在意识层面上，治疗师需要对病人的可能性进行有逻辑的系统分析，让病人想象各种选择可能伴随的后果，增强病人的掌控感，最重要的是最终的决定一定要由病人自己做出。

总的来说，整个治疗的过程可以拆解为：对责任的觉察→激发愿望→做出决定→付诸行动。每一个节点都有其受阻的形式，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突破这些阻碍，把病人带到能够做出自由选择的境地。

4. 孤独

存在主义的孤独与常说的人际孤独有所不同，即使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并不孤独，存在孤独也不会消失，这是一种个体和其他生命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是一种更基本的隔绝，即个体和世界的隔绝。这种存在孤独有下面几种表现方式：

1. 死亡带来的孤独，没有人可以与别人一起死亡，没有人可以代替另一个人死亡，死亡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
2. 自由带来的孤独，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不再相信有人可以创造或保护自己，不得不赤裸裸地面对存在。
3. 成长带来的孤独，人类幼期的生存依赖于周围成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才逐渐建立自身边界，成为自立的、和他人分离的人，放弃与他人共生融合的状态就意味着面对存在孤独以及伴随的恐惧和无助感。

存在孤独会导致非常不舒服的主观状态，人们用以对抗存在孤独的主要力量就是关系。关系可以减缓孤独感但不能消除孤独感，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存在是孤独的，并毅然地面对孤独，就能理解他人，把他人当作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是同样孤独、同样害怕、同样试图让世界显得不那么诡异的人。否则，我们就会以对待工具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将他人作为否认孤独的工具，从而演化出各种心理病理：

1. 活在他人眼中，通过寻求关系来逃避对处于存在核心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的觉察，借着他人的重视而觉得自己的存在获得了肯定，他人成为被需要的工具，而不是被爱的个体。
2. 融合，弱化自我边界，成为比自己优越的另一个人或群体（团体、使命、国家、项目等）的一部分，消除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觉察从而消除孤独感。
3. 沉迷于性，性可以用于抑制死亡焦虑，人仿佛是被性欲所捕获和驱使，从而抵御了个体对自由和焦虑的意识。

害怕存在孤独的个体是最迫切寻求关系来获得帮助的人，但是他们也是最无力建立真诚的关系的人，他们所建立的关系是基于求生存，而不是求发展。病人必须认识到关系是不能消除存在孤独的，治疗师需要帮助病人以合适的剂量来面对孤独，比如让病人自行实施一段孤独期，并写下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能够面对和探索自身孤独的人能够学会以成熟的爱和他人建立关系，而只有那些能够真正和他人建立关系，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的人，才能够忍受孤独。

5. 无意义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真实但又相互矛盾的命题：

1. 人追寻意义。没有意义、目标、价值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痛苦，我们需要某种绝对性，需要可以让我们去努力追求、指导我们生活方向的实实在在的理想。
2. 唯一的绝对就是没有绝对。存在主义把世界看作偶然的，人构成了自身、自己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自身所处的情境，在宇宙中没有宏大的设计、没有指导生活的原则，不存在意义。

因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意义的个体如何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找到意义。人会追问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普遍意义，即生命总的来说是否有意义；第二种是世俗意义，即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普遍意义暗示在个人之外、超越个人之上，存在某种设计，指向某种奇特的宇宙秩序，比如西方的宗教传统认为世界已经被上帝设计好了，个体的意义就是实现上帝的旨意，但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怀疑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也越难接受普遍意义的系统。放弃普遍意义的系统，就需要以世俗意义作为替代物，一些常见的世俗活动都能给人带来生活目的感，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美好的，并提供了内在的满足，不需要别的动机来支持：

1. 利他。给世界留下较好的居住环境、服务他人、参与慈善，许多人把利他看为先验的真理，即便是反对其神学成分的人。
2. 为理想奉献。理想使个体超越自我，成为更大架构中参与协作的一部分，而且很多理想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点“利他”的成分。
3. 创造。创造某种从未出现过的、美丽的、和谐的东西，也可以有效地消解无意义感，创造引出了新的存在，因此没有必要再去问为了什么，创造就是存在的理由。
4. 享乐主义。完全地品尝生活，对生命的奇迹保持惊奇，把自己投入生命的自然韵律中，在最深的感触中寻找快乐。
5. 自我实现。相信人类必须力争实现自我，应该献身于实现自己的潜能。
6. 自我超越。前三种意义反映出超越自身利益、为某种外在于或高于自己的人或事而努力的渴望，弗兰克尔认为人只有错失生命意义时才会全神贯注于自身，而完全自我实现的人才会献身于超越自我的目标。

如果个体不能发现意义或者是对上面提到的各种世俗意义都不满意，深陷于无意义感，就会产生各种临床病理现象：

1. 存在的空虚与存在性神经症。存在的空虚是一种无聊、冷漠和空虚的主观状态，个体感到愤世嫉俗、缺少方向感、质疑大部分活动的意义。这种空虚可能导致更显著的神经症症状，可能会表现为任何一种临床上的神经症，包括酗酒、抑郁、强迫性思维等，其行为模式反映了无意义感的危机。
2. 十字军主义（冒险主义）。强烈地倾向于寻找宏大的和重要的理想并为之献身，没有任何区分地寻求各种理想目标，免得自己陷入无意义感中。
3. 虚无主义。总是在怀疑其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其精力和行为均源自绝望，却又常常被伪装成是对生活的高度清醒和成熟态度。
4. 无所谓。最极端程度的缺乏目的，既不强迫性地从理想中寻求意义，也不愤怒地抨击别人的人生意义，人陷入严重的无目标和冷漠状态。

当病人出现临床症状，并对生命意义进行追问时，一般是假设生命有一种意义，而自己没法找到这个意义，这种假设和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矛盾的。人们抱有这种假设是希望以一种规律来归纳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刺激和事件，因此意义的意义之一就是降低焦虑，减轻人在面对缺乏规律和结构的人生和世界时所产生的焦虑。一般说来，意义相关的问题并不纯粹，其他和终极关怀有关的问题会附加在其上，从而混淆意义的问题。比如一些人追求意义是为了超越死亡，希望在死后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而人们一想到所有东西都会灭亡，又会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不但死亡焦虑常常伪装成缺乏意义，对自由和孤独的觉察带来的焦虑也常常和缺乏意义的焦虑相混淆。把存在看作是某种更宏大的、外在的设计的一部分，人在其中分配到某种角色，这是一种否认人对自己生活拥有自由、负有责任的态度，人用它来逃避无根感。害怕绝对的孤独也促使人向外寻求认同感，成为更大的团体的一部分，或是献身于某种理想，这些都是否认孤独的有效方式。治疗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描述病人的无意义主诉以便发现混淆在其中的其他问题，无意义体验可能只是一个替代品。

参与是缺乏意义的主要治疗答案。一些人缺乏意义是因为他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成为在宇宙视角下观察生命的疏离旁观者，所有事情都变得渺小又愚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更广阔和全面的视角通常让观察者更客观，但另一方面这个视角又让生命活力枯竭，这种宇宙视角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使其成为治疗中难以处理的问题。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什么重要”这种观点是矛盾的，因为他意味着“没有什么重要”这种观点本身也不重要。其次，只有当人处在宇宙视角时，事物才显得没有意义，而这种时候只能占据我们部分的生活而已。参与生活、跃入承诺和行动之中可以消解宇宙观点固有的无意义感，人对意义的疑问总是要多于人对意义问题的回答，意义就像快乐一样不能直接求得，而是参与生活的副产品，参与生活不能从逻辑上反驳宇宙观点，但是它能让这些问题变得不再重要。总的来说，在治疗无意义感时，第一步是去分析和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找出是否与其他终极关怀有所关联，第二步是移除病人参与生活的障碍，找到是什么让病人无法去爱、无法获得满足和乐趣、无法直视自己的欲望。

死亡、自由、孤独三种终极关怀的问题都必须直接处理，但是面对无意义问题时，有效的治疗只能帮助病人将视线从这个问题上转移，接受参与生活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沉浸在无意义感的问题之中。人必须让自己沉浸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让疑问随水流逝。